希波克拉底的思想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智慧的成果。它拒绝疾病治疗过程中神的介入，排斥属于宗教仪式范畴内的巫术治疗法。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坚持理性，通过对病人的询问和对病症的临床观察进行治疗。他们借助触诊、嗅觉、听觉来获取疾病信息，每天都对病人的病情做相应的记录。

这种医学的手段主要是预后、观察疗法的疗效，同时使用一种含有矿物、植物和动物的混合药品。让我们来欣赏几句来自当时临床观察和预后观察的名言：“锁骨和背上短时间的剧痛，足以致命。”“老年人心痛频发，可能导致猝死。”“天生肥胖的人猝死的概率比瘦人更大。”他们将某些胸部疼痛与猝死关联，却不了解心脏患病的真正根源。当时不能对死人身体进行解剖——只能解剖动物，因此，希波克拉底学派对解剖学的认知相当不准确。

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第九卷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关于心脏的相当正确的解剖描述：“心脏近似锥体，呈深红色。一层光滑的膜包裹着它，内有少量类似尿液的液体，这不免会让人感叹，原来心脏变成了膀胱。”希波克拉底已经觉察到心脏是一种肌肉，22个世纪后，哈维用这样的话语向他致敬：“最终通过理性，希波克拉底在他关于心脏的著作中宣称，心脏是一种肌肉：因为它的活动、功能都与肌肉相同。”

通过解剖动物，古希腊的医生们发现血液存在于静脉、肝脏和脾脏，同时还发现动脉之中只有空气。由此他们认为静脉传输血液，动脉传输空气。他们还得出了关于左心室的结论：“对动物死尸进行解剖，打开左心室就会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物。”然而，肝脏和脾脏里却充满了血液，这让他们相信，一些充血器官在血液循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希波克拉底学派并未将血液循环的根源归于心脏，他们对于血管分布的解剖描述也是荒诞的。关于血管系统的系统化问题，有人认为肝脏或脾脏是出发点。其中最荒谬的，要数波利比的观点。他认为，人从头到脚有四对血管，并由此分支到人的双臂，丝毫未曾提及心脏。亚里士多德向此学说提出了挑战，不仅为驳倒前人的谬论，而且意在说明他第一个发现了血管系统的中心——心脏。

公元前年，亚里士多德出生于斯塔基拉。斯塔基拉原来是希腊的一处殖民地，位于希腊北部的爱奥尼亚，距离阿托斯山数十千米。亚里士多德的一生见证了马其顿王朝的崛起。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入侵希腊诸城，斯塔基拉是第一个被攻下的城市。当时，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正在佩拉担任国王的宫廷御医，亚里士多德在此地度过了他的童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移居雅典，进入柏拉图学院学习。

因为老师柏拉图送给他“博学者”“书虫”的绰号，亚里士多德在学院备受瞩目。在这段时间，他建立了自己的逻辑体系。柏拉图过世后，或许经历了一段学院继任者的派系争斗，亚里士多德带领他的追随者们离开雅典，前往莱斯沃斯岛定居。在那里，他历时五年，潜心研究生物学。之后，他被腓力二世召回，担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历山大大帝继位后，他重新返回雅典，并在马其顿王朝的支持下，建立了吕克昂学园。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雅典企图反抗马其顿的统治。由于与马其顿关系密切，亚里士多德被迫逃离了雅典，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了不再让雅典人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公元前年，他到加而西斯后不久，便与世长辞，年仅62岁。哈维在他的书中称亚里士多德是发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地位的第一人：“所有动物的血液在它们的血管中流动，同时通过搏动传递到全身各处，所有血管的搏动总是同时发生，因为它们都依赖于心脏。

心脏永远在运动，这使心脏的运动与血管的运动总是同时发生。”然而，亚里士多德在某些地方也犯有错误：他认为心脏中有三个心室，也没有区分静脉和动脉，同时认为心脏具有一种“内热”。这些错误直到17世纪才被哈维纠正过来。亚里士多德将心脏和血管系统置于他的生理学体系的中心，称为“热—心中心说”。与希波克拉底学派相反，他认为，感觉器官与心脏而非与大脑相联系。感觉器官的感知，经由充满普纽玛的管道，向心脏传递。普纽玛是心脏中所固有的，它与呼吸的气无关。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并不限于这些言论和研究。他将医学上升到了科学的高度。他倡导人体理论知识，即解释医学所必需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他提出了推论的方法，认为这是一门科学的思辨基础，并为医学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必要的原则。医学实践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亚里士多德对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贡献：因心肌梗死而引起的心源性休克，这种休克会导致血压降低和心跳频率加快。

面对这样严重的情况，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们只会通过预后观察和饮食疗法来对病人进行调理。他们会说：“如果您感觉胸口剧烈疼痛，脉搏细弱急促，那么死亡就要来临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疼痛的根源其实来自心脏，也不明白梗死的发病机制：血栓完全阻塞动脉，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从而导致冠状动脉阻塞。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们身处的时代环境，使他们没能真正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即要疏通起决定作用的冠状动脉。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却使我们受到启发。于是，当今的医生们已然了解心源性休克的原理，并找到了适当的治疗方法。为了理解亚里士多德在理性重建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将他与前人——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以及他的老师柏拉图进行比照。让·弗朗索瓦·何维勒认为，“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思想，在大部分言论上，即使不科学，至少也是理性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思想注重实践——不管人们说什么——还注重观察和实验。柏拉图否认感官的症状，他声称我们要‘以精神之眼，而非以身体之眼’，精神之眼看到的事物才是真实，他制造了一种完全不利的氛围”。让·弗朗索瓦·何维勒接着说，“作为柏拉图的对立面，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出发，逐渐转向形成了一种以观察现象、探究事实为基础的哲学方法。而这后一种态度便造成了向爱奥尼亚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回归”。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逻辑清晰，法度缜密。这既保证了他理性思想的严谨，也促使他发现了前人推论中的谬误。拉斐尔的画作《雅典学院》呈现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与老师柏拉图之间的对立。画的左边是手指天空的白发老人柏拉图，右边是手指大地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竭力在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中寻找真实。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投影。

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真实就存在于我们的世界当中，它存在于对法则规则的发现之中，即存在于科学之中。尽管表面上看似对立，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仍是承袭了老师的思想，因为通过对事实的观察，他努力揭示的是主宰世界的普遍法则，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实践的方法。公元前4世纪的地中海发生了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其结果是雅典科学和医学的重心由此转移到了亚历山大城。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埃及，并于公元前年建立亚历山大城。接着，他乘胜追击，进攻波斯，却最终逝世于巴比伦。他死后，部将们据城称王，将帝国瓜分为三，分别为雅典、安条克城和亚历山大城。同时，三城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中一位部将，曾是亚历山大大帝儿时的玩伴，名叫托勒密。他统治了埃及，并在公元前年于埃及加冕，获得了救星的名号，史称托勒密一世。

与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托勒密也曾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既是士兵，也是历史学家。所有这些都促使他成为一位开明的君王，成为科学与文学的保护者。他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长达三个世纪。首都亚历山大城更是辉煌一时，影响力辐射整个地中海地区。希腊人、犹太人和埃及人各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它就这样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