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热汤》引争议

近日，一份刊物引发了国际知识界的争论。一个基于阿根廷、辐射拉美，主要在当代艺术领域工作的左翼小组ASPO，出版了一份纪念疫情的西班牙语合集，合集中翻译并收录了包括阿甘本、齐泽克、吕克-南希、巴迪欧、巴特勒、哈维、韩炳哲等国际左翼学术明星为这次疫情所写的文章，扉页上写着“纪念李文亮”。刊物的责编是阿根廷教授PabloAmadeo。然而引发争议的是，这期刊物的封面和专题名——它以《武汉热汤》为题，封面则是一个遍布蝙蝠的设计。

左图为《武汉热汤》刊物的封面，右图为欧内斯特·海克尔绘制的蝙蝠图谱

话题在社交网络发酵了一阵子后，来自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知识生产小组在4月1日发表

联名信

，严苛地指出了ASPO小组这期刊物的种族歧视性。他们发现，这期封面的蝙蝠设计，是19世纪的一副图像，原始绘图来自欧内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海克尔是19世纪日耳曼动物学家、神经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和绘图学家，他一生绘制过很多动植物图谱。海克尔为进化论生物学所做出的贡献卓越，但同时也备受争议。他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倡导者，曾提出那些更为“原始的”种族，处于其婴幼儿期，需要更成熟社会的监护。从这里他发展出一种新哲学，被他称作“一元论”（monism），认为人和动物之间没有形而上学的差别，主张人类不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同时，也认为进化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文明。一种说法认为，他的理论体系为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参考和辩护，并且是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基础。

来自西班牙的这封联名信提醒读者警惕疫情之中，本就猖獗的“种族主义“/“反华情绪”和“仇恨政治”在当代学术明星深思熟虑写作的加持下，被正当化。因为这些文章将被人们放置于圣坛上予以崇拜，而与此同时，装帧设计也会被认为是具有创造力的——它仅仅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发挥，背后毫无恶意，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确实是有些妙趣孕育在其中。但是，一本书或作者合集的封面的重要性，不低于书中内容，如果内容是批判性的，那么考虑到这个关键时刻，封面应该与其保持一致性。然而这期刊物却把对中国武汉的责备纳入其图像之中，成为世界其它地方向他者发泄怒气的蛊惑。自一月以来，海外的华人（或者看起来像中国人的人）就已经生活在这种仇恨政治之中了。一些人通过政治议程将种族主义和反华合法化，一些人则通过幽默。但是还有很多人会通过身体攻击、羞辱和杀害。

标题《武汉热汤》则把模棱两可的蝙蝠图像固定在了“热汤”这个物质和“武汉”这个地理位置上，对图像进行了补充。联名信指出，将问题归结于他人以给自己免责，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习惯做法。在这个封面上，是以设计和创造性对殖民主义做了润色。在他们看来，“武汉热汤”和特朗普的“中国病毒”没有本质区别。在这个敏感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关系，空间，时间和冬季都在被迫发生转变——对于那些有幸阅读到当代思想家合集的人而言，这种感知会更加明显。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质疑这种殖民主义话语，而不是再生产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地缘政治地理上的病毒起源，并不能减轻任何其它地方的人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也许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共同责任首先是真正的变革。联名信质疑了“当代性”的西方中心视角，直到如今，依然要从西方当代性的框架下谈论东方。最后，他们敦促ASPO这期刊物的编辑和设计师移除当下的标题和图像，以防种族主义话语的进一步蔓延。

伊朗脆弱的底层与民间互助组织

伊朗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严重的国家，然而政府层面对疫情的控制则显得严重不足，始终没有颁布大规模隔离政策，很多生产领域也并未停工，这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伊朗卫生部4月5日的最新官方

数据

显示，新冠感染病例已达58,例，其中人在重症监护中，死亡病例已达3,人，比前一日高出例。不过，因为伊朗卫生部目前只统计检测为阳性的病例，并未把有临床症状却未能检测的病例计算在内，其数据的可靠性遭到多方怀疑。伊朗总统鲁哈尼给卫生部发出指令，要求计算方法中纳入有临床症状的病例，但是目前为止未被采纳。

年3月25日，伊朗德黑兰，自由塔下两名戴口罩的男子。新华社图

3月下旬，伊朗政府拒绝了“无国界医生”的援助请求，在国内外引发了争议。约一周前，伊朗已经开始限制城际间的人口流动，也勒令关闭了非必要的商业，不过仍然显得力度不足并且为时过晚。鲁哈尼在周日（3月29日）回应外部的强烈批评时

指出

，他必须要考虑伊朗在美国制裁下摇摇欲坠的经济，需在防治经济崩溃与大力控制疫情之间作出权衡。早先疫情刚在中国武汉爆发时，伊朗难以作出切断与中国贸易和航班的决定，因为与中国的经济连接之于美国制裁下的伊朗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伊朗的官员在近日

承认

，防疫行动迟缓也与二月伊朗正在进行的议会选举相关。直到2月23日，伊朗政权还在否认危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声称，这是“西方阴谋”为了压制伊朗的投票率而散布的恐惧。

伊朗的红新月会近日

指出

，已有两百万人失业，并没有任何国家补助或救济。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本周六（4月4日）

宣布

，“低风险”经济活动将开始恢复。

日前，伊朗已敦促国际社会解除制裁，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也在上周呼吁“紧急重新评估”对伊朗等饱受疫情困扰国家的制裁，当前的制裁造成了药物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持续下去有可能造成伊朗医疗系统进一步崩溃。日前，除了中国的物资援助外，英、法、德在三月底向伊朗输送了第一批医疗物资，这批物资在一年前三国与伊朗建立的INSTEX贸易机制下进行，这个贸易机制于特朗普退出伊朗和协定的背景下建立，目标是躲开美国制裁与伊朗进行贸易。

《卫报》不久前的一篇

报道

以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开头：诺鲁孜节（波斯新年）到来的五天之前（3月16日），警察突然出现在德黑兰西边的一个小型的小商品市场。他们命令小商贩们把那些盆盆罐罐、袜子、塑料花都收拾起来，告诉他们在公共场所卖东西是在加速新冠病毒的传播。第二天晚上，警察又过来时，发现一个执拗的小贩在同一个地方叫卖。“你，又来了！”一个警官大叫。“如果我不在这里售卖，我怎么付我的房租？”叫卖的女人发问，语气中难掩悲伤。

伊朗在庆祝波斯新年，而德黑兰的荒无人烟的广场挂着瘟疫通告的横幅。几周以来，病毒在伊朗全境肆虐，成为全球被这场瘟疫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场传染病在伊朗的传播，是以这里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为背景的，这让伊朗人的处境格外脆弱。社交媒体上回荡着那些户外葬礼的图像，穿着黑衣的送葬者站在与死者的规定距离之外。

新年隔离在家的伊朗人，开始通过在社交网络上为彼此朗读传统诗歌建立连结，德黑兰的很多街道上的住宅区，人们在

阳台

外挂上了自己书写的他们所热爱的经典诗句。波斯语是一个充满诗性的语言，伊朗有着“人人都是诗人”的调侃。新年期间，大街小巷的阳台上展示出的诗歌横幅，诉说着这个社会的希望与尊严。

这场危机扫荡到了伊朗几乎所有的角落，但是影响最严重的，是底层的穷人。尽管老年人的死亡数字是最多的，但经济上伤害最大的首先是妇女，她们最容易失业，并且还要肩负疫情中多于平日的职责——照料病倒的亲人和停课在家的孩子。在过去两年中，特朗普退出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同时伊朗政权对经济的不善管理，造成伊朗人的购买力骤降。女权社会活动家Nahid说道，“当伊朗民众遭遇这场瘟疫时，他们的营养本来就很糟糕，他们的免疫系统本来就很弱，他们本来就已经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了。”

库姆是这场瘟疫在伊朗首先开始传播的地方。该市的议员在2月下旬警告说，病毒正在这座城市杀人，但是官员却公开地对疫情轻描淡写。在数天忧虑的气氛中，政府的姿态显得游移不定，但是当高官们开始逐一病倒后，最高领袖霍梅尼开始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全国讲话，感谢一线一线医务工作者为抗击新冠病毒所做的努力。自那之后，政府的反应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紧张和不信任。地方官员开始逐日公开死亡和感染的人数，并在自己管辖的城市设置路障以防止漫不经心的度假游客踏足。航空公司却断了绝大多数国内航班。尽管存在着阻碍，全国各地的商店倾力上货。伊朗绝大部分的消费品是国内生产的，这种多年被国际鼓励造成的自给自足生态，现在成为了伊朗对抗疫情的优势。

在库姆，草根动员现已全面展开。该城市的流动人口、神学院学生和商人已经离开，只剩下库姆本地市民，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团结，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志愿者组成的互助组开始出现，在一个中心枢纽下组织了起来；他们一起为人群聚集的街道消毒，向贫困或患病的家庭分发食物，医院里连轴转的清洁工和停尸间员工提供代班轮岗，让他们有时间休息。“人们看到了政府所警告的正在发生——你从家门走出来，你就会死”，库姆的记者SeyedAliPourtabatabai说，“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接下来就轮到自己死亡的恐惧，或因无动于衷而对他人的死亡负有责任的恐惧，让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互助。”

近日伊朗社会有目共睹的是，女权活动家对于草根社区的深耕，她们搭建网络、组织起来为底层，尤其是农村提供健康指导建议。德黑兰的女权活动家Setareh，去年搬回她出生的乡下，近日花费大量时间拜访那些小商店主，给他们普及防疫实践的知识，分发塑料手套，“当我们给他们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非常感激”，她说。民间互助团体遍布很多城市，在库尔德地区尤其活跃。他们组织成立了“委员会”、“人民小组”等，不仅给有需要的人派发食物和药物，也同样派发口罩、手套，免洗消毒洗手液并普及防疫知识。伊朗政府没有给出任何救济方案，不仅如此，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还阻挠这些民间互助志愿小组，他们宁愿利用病毒滋生的恐惧，公共展演爱国主义。

瘟疫在德黑兰南城那些极度贫困地区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那些地方毒品猖獗，在很多家庭，妇女要承担一家人的开支。在这些地区，人们生活在逼仄的违章住宅中，靠在地铁车厢游走、贩卖小商品为生。现在为了防止传染病，他们的工作被禁止。男人经常做日结零工，将一些货物用手推车拉到巴扎里，由于巴扎的商贸活动被限制，他们也没有工作可做了。女权活动家Mary的机构，在疫情期间开始给这些贫困家庭挨家挨户上门送食物和药品。她说现在的情况非常凄惨。很多人都有病倒的亲人在家里，他们没办法出门买他们本来就已经买不起的食物。“我们帮助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就有非常多的困难，而现在，情况糟糕了百倍。现在贫困已经不再关乎忍饥挨饿，而是谁贫穷，谁就会死去。”

无家可归的人也没有得到照顾。政府甚至拒绝终止水电费的民间呼吁，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唯一让步是推迟支付医保费用、税收和水电费直至五月，但是这个推迟意味着，五月分他们的负担就会加倍。对社会中最脆弱阶层缺乏照顾的一员，使底层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冒着感染的风险继续奔波于工厂和建筑工地。

那些富裕的伊朗人，像他们的全球同仁一样，有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能力。德黑兰北部（中上产居住的地区）的银行都在门口放置了消毒洗手液，并提醒客户彼此间保持一米的距离。伊朗的急救病房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了，有钱人购置了氧气罐在家。环保主义活动家Sohrab再被德黑兰的高级商场门口观察发现，在门口测体温的防疫人员，见到看起来像是工人阶级的人，不作任何解释就将其拒之门外。

医疗慈善机构苦苦挣扎。慈善组织和私营部门联合筹款，在伊朗建立新诊所，并且从中国购置医疗器械和物资。然而制裁让一切变得无比艰难。“慈善机构挪款非常艰难”，伊朗瑞士商会的负责人SharifNezam-Mafi说。得以进入到伊朗的一切都是基于“漏洞”，而非正规的人道主义通道。

《卫报》一文的

结尾

，作者AzadehMoaveni（国际危机组织的性别与冲突项目负责人）与SussanTahmasebi（伊朗女权主义活动家）呼吁，在“大流行”时期暂停制裁不该被视为困扰的，甚至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支持美国制裁伊朗的那些人坚持认为，只有极短的压力才能给伊朗的政策带来改变——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抑制疫情不是帮伊朗政府的忙，而是为了伊朗人民——当然也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

西方人为什么抗拒戴口罩？

3月30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记者问到如何看待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Gottlieb）提出的“每个人都应该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建议时，特朗普

表示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重振往日的辉煌。我们不会永远戴着口罩。”

然而，就在特朗普发表评论之际，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

报道

称美国疾控中心（CDC）正在考虑改变先前的官方指导，鼓励人们在疫情期间使用口罩。而在4月1日，英国卫报也发表

报道

，称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考虑“更改关于人们是否应该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指导。新的证据表明，这样做有助于控制大流行的传播。”据

报道

，在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和以色列等国家，政府已指示所有人在外出时必须佩戴口罩、遮住脸孔。而在4月3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次公开

表示

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以防止疫情进一步的传播。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实施全民必须佩戴口罩外出的政策同时面对着两个挑战。第一，相较于亚洲国家，欧美国家的口罩供应量严重不足。在全民陷入“抢口罩热潮”后，最需要防护的医疗人员可能无法获得必须的口罩。第二，一直以来，口罩在欧美国家都是“被污名化”的存在，当政府下达佩戴口罩的命令后，人们是否能够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仍然是存疑的。

生产力匮乏

在2月底，外科医生杰罗姆·亚当斯（JeromeAdams）在推特上写道，“停止购买口罩！它们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大众感染新冠病毒，但如果医疗人士无法获得口罩，他们将无法照料患者，这会使他们和我们的社区处于危险之中！”而华盛顿邮报

表示

，杰罗姆·亚当斯的言论恰恰说明了卫生专家正在担心，寻求保护的普通人会从有限的口罩储备中，买走医疗人员所需的口罩。在3月31日德国的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OlafScholz）也被问及人们是否有义务戴上防护口罩时

表示

，德国的口罩将被优先用于医务人员。显然，在口罩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最需要防护的医疗人员提供必需的口罩是合理的。但是，民众对口罩以某种方式保护了医疗人员，却对其他人毫无帮助的说法，表示出了困惑和怀疑。

而欧美国家此后的一系列行为则加剧了民众对于“佩戴口罩是否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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